2025年4月2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人民法院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王海峰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这是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服务和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首次对司法服务和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提出系统性规范意见。同时，也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意见》的起草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意见》的起草背景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充分发挥我国西部地区连接“一带”和“一路”的纽带作用，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开创新局面，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陕西、重庆、宁夏等地视察时多次强调，要积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先期批准同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建立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13+2”司法协作机制，鼓励、支持通道沿线十三个高级人民法院与两个中级人民法院在诉讼服务、实质解纷、执行联动、法律适用、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开展务实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司法服务保障的合力。“13+2”司法协作机制实质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全面总结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经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建议，制定了本《意见》。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与价值导向，聚焦通道建设与区域司法协作机制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四个方面的十条意见。

一是切实增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人民法院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职责定位，站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决策部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新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凝聚司法合力，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通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筑牢法治根基。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服务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的作用。强调人民法院要完善裁判规则、做实定分止争，依法审理涉通道建设、物流服务和贸易投资纠纷，服务保障通道建设和运营；加强金融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助力建成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完善货物单证规则、运输合同规则、当事人协议管辖和选择适用域外法规则等，推动跨境物流和贸易国际规则协调统一。

三是不断优化司法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要求人民法院不断优化管辖制度、提升诉讼便利、推进多元解纷，探索构建符合大通道、大物流特点的综合运输案件管辖制度；推进涉外诉讼机制改革，促进涉外商事诉讼便利化；创新完善国际商事审判机制和机构建设，持续提升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能力，拓展多元解纷机制功能。

四是推动形成服务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运行的工作合力。明确人民法院要切实加强调查研究、推进统筹协调、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保持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工作协同，支持重庆高院牵头健全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司法协作机制；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一张网”，深入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加强数据会商与应用，及时发出司法建议；健全审判人才培养和区域交流机制，实现人才资源互通互融；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司法规范和引领作用，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高起点谋划、高水平融合，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法发〔2025〕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的决策部署，提高司法服务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以下意见。

一、切实增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提高政治站位。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人民法院要站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高度，深刻领会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的重大意义。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准确把握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区域协调发展新任务新要求，助力营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明确职责定位。立足司法审判职责依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精准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司法需求，统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现有司法协作机制，凝聚司法合力，依法服务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高效衔接。完善涉自由贸易试验区、陆港经济区、临空经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国际合作园区等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法律适用规则。依法化解涉运输通道建设、交通场站建设、物流集散服务、物流产业融资、贸易投资合作、数据权益保护等各类纠纷，推动全面建成运输能力更强、枢纽布局更合理、多式联运更便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二、充分发挥司法服务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的作用

3.做实定分止争。依法审理涉运输通道建设、物流设施建设、港航设施建设、跨境口岸建设等纠纷，促进大能力主通道建设和衔接国际运输通道。依法审理涉物流企业运输、融资、股权转让等纠纷，促进物流企业优化资产结构、治理结构。依法审理涉铁海联运、公铁水联运、国际航空、国际海运、跨境班列班车等纠纷，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供应链健康发展。依法审理离岸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纠纷，保障货物贸易畅通高效。依法审理涉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借款、证券、期货交易及票据等纠纷案件，规范沿线资本市场投融资秩序。依法审理涉数据权益及知识产权纠纷，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法审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案件，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物流发展。

4.完善裁判规则。聚焦单式运输、多式联运、仓储等单证电子化运用中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发挥司法推动完善电子化可转让记录规则的作用，提炼总结国际铁路联运单证、多式联运“一单制”等国际运输单证裁判规则，统一裁判标准。进一步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法律的司法审判制度，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适时研究制定审理运输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推动跨境运输国际规则协调统一，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畅通双循环重要纽带作用。

三、不断优化司法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

5.优化管辖制度。研究构建符合大通道、大物流特点的综合运输管辖制度，发挥铁路运输法院、海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各级人民法院的协同作用，保障各种单式运输规则、多式联运规则对接协调，逐步建立匹配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运输纠纷的管辖机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辖区审判工作特点，推动将辖区内交通物流、跨境运输、单式运输、多式联运等相关案件进行集中管辖，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和质效。

6.推动诉讼便利化。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毗邻国家和区域司法机构的协商合作，深入推进对边境贸易纠纷的诉讼便利化改革，探索边境贸易纠纷快速审理机制，对电子运输记录、跨境支付凭证等电子证据快速认证，提升案件办理效率，助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依法及时采取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法律措施，对在途货物、运输工具可以采取灵活保全措施，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完善涉外送达机制，在符合相关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推动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电子存证、在线认证等技术应用。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在具备条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和重要节点城市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试点依据海牙送达公约和海牙取证公约直接向外国中央机关提出和转递司法协助请求。

7.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创新完善国际商事审判机制和机构建设，持续提升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能力。建立完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建立的综治中心和具有地域、行业特色的多元解纷机制，完善与职能部门、仲裁机构、调解机构、行业组织、司法鉴定机构、公证认证机构等对接，搭建区域性国际商事多元解纷平台。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相关争议进行仲裁。支持吸纳毗邻国家和区域专业人士为调解员，支持境外调解员与境内调解员联合调解。

四、推动形成服务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运行的工作合力

8.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可转让货物单证物权效力，跨境电商标准制定、平台治理、电子标签、跨境数据流动、跨境供应链金融、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物流金融与保险融合创新等所涉前沿司法法律问题。加强对境外经贸合作区运营、我国企业参与境外项目建设运营的法律问题研究，引导“走出去”企业预防法律风险。深入推进数字法院建设，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推动实现涉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司法大数据互通共享，拓展数据会商和分析应用，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共同有效预防法律风险。

9.强化内外协同联动。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工作协同，支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建立健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司法协作机制。适时发布涉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典型案例、政策建议，推荐精选案例和研究成果纳入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法答网精选答问。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金融司法与监管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探索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联动机制。健全审判人才培养和区域交流机制，支持沿线地区人民法院创新人才协作培养方式，实现人才资源互通互融。

10.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巩固拓展合作交流渠道，用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中国-中亚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开放合作平台，深化区域司法交流，加强务实合作，广泛凝聚共识。鼓励支持沿线人民法院参与承办外国法官研修班，加深毗邻国家和区域对中国司法的了解与信任。积极宣介法治中国建设成果，阐释中国涉外司法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增强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李剑、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刘太宗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调要完善相关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2013年至2024年间，提起公诉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91万件，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对于服务品牌强国建设、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促推创新创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我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担当和作为。

当前，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易发多发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犯罪行为呈现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社会各界创新创作主体对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需求日益强烈。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犯罪行为类型，完善了入罪标准，增设了新罪名。因此，亟需制定一部符合中央政策和立法精神、满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需求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本《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要求。《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次全新的系统性解释，吸收、整合了此前三部相关司法解释的有效规定，同时废止了前三部司法解释，以便于司法实践操作，有效规范刑事案件办理，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为创新创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解释》的基本特点

《解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保护、依法解释、法治统一、问题导向，确保内容科学合理、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实践需要，具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坚持严格保护，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解释》关于入罪标准主要沿用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降低部分犯罪入罪门槛，从源头上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凸显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理念。同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设置从重、从轻处罚条文，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确保罪责刑一致。

二是坚持依法解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遵循权利法定和罪刑法定“双重法定”原则。《解释》严格遵循刑法、知识产权部门法的明文规定和立法本意，结合司法实践，依法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罪状含义，厘清罪与非罪的边界，特别是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的界限。

三是坚持法治统一，确保司法标准一致。《解释》对刑法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复制发行”等法律用语的解释与著作权法的规定保持一致，确保刑事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部门法规定的一致性，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的协调性，确保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保护整体合力的发挥。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凝聚法治共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调研，全面系统梳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反复研究论证，对解释稿多次进行修改完善。《解释》对“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等实践中争议较大问题进一步明确标准，确保相关刑法规定得到切实有效实施。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31条，具体分为五部分：

一是商标犯罪相关规定。《解释》对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同一种商品、服务”“相同商标”“注册商标标识”等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在吸收整合原有司法解释基础上，增加规定了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等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

二是假冒专利罪相关规定。《解释》规定了“假冒他人专利”的具体情形以及假冒专利罪的入罪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了入罪门槛。

三是著作权犯罪相关规定。《解释》对争议较大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等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在整合原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规定了著作权犯罪的入罪标准。

四是商业秘密犯罪相关规定。《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盗窃”“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标准，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具体规则，明确了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等认定标准。

五是知识产权犯罪共性问题的规定。《解释》进一步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共同犯罪、从重从轻处罚、罚金适用、单位犯罪、没收和销毁等适用标准以及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等的具体认定规则。

法释〔2025〕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7次会议、2025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服务”：

（一）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名称、实际提供的服务名称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名称相同的；

（二）商品名称不同，但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商品的；

（三）服务名称不同，但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场所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服务的。

认定“同一种商品、服务”，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和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实际提供的服务之间进行比较

第二条  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

第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既假冒商品注册商标，又假冒服务注册商标，假冒商品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不足本条第一款规定标准，但与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合计达到本条第二款规定标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三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四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

（三）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四）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的；

（五）被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发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转移、销毁侵权商品、会计凭证等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第五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本款前两项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商品的销售金额不足本款前两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本款前两项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的。

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货值金额或者销售金额与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六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标识数量在五千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标识数量在五千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四）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的标识数量不足本款前三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合计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七条  本解释所称“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是指识别商品、服务不同来源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虽然注册商标不同，但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均指向同一商品、服务来源的，不应当认定为“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本解释所称注册商标标识“件”，一般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对于在一件有形载体上印制数个标识图样，该标识图样不能脱离有形载体单独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一件标识。

第八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

（一）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二）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产品说明书或者广告等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误认为是他人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

第十条  假冒他人专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二年内因实施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一条  实施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没有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或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存在着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在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信息网络传播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或者录音录像制品、表演者的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等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既复制又发行或者为发行而复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表演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五百份（张）以上的;

（四）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表演，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的，或者下载数量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或者被点击数量达到十万次以上的，或者以会员制方式传播，注册会员数量达到一千人以上的；

（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而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为他人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数量达到本条前两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三）销售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一千份（张）以上的；

（四）侵权复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或者侵权复制品数量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侵权复制品的销售金额、数量不足本款前三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侵权复制品的货值金额、数量合计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的。

第十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十六条  采取非法复制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窃”；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电子侵入”。

第十七条  侵犯商业秘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造成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侵犯商业秘密，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或者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十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损失数额”，按照下列方式予以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保密义务、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等因素综合确定。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九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是指因披露、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或者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该利润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十条  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具有本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二十一条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案外人书面申请对有关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证据、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违反前款有关保密措施的要求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接触、获取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的；

（二）提供贷款、资金、账号、许可证件、支付结算等服务的；

（三）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快递、邮寄等服务的；

（四）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

（五）其他帮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酌情从重处罚：

（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或者服务注册商标的；

（三）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第二十四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一）认罪认罚的；

（二）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第二十五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无法查清的，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罚金的，一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第二十六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注册商标标识或者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和销毁。

上述物品需要作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经权利人申请，可以在民事、行政案件终结后或者采取取样、拍照等方式对证据固定后予以销毁。

第二十八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尚未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无法查清的，按照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或者侵权产品没有标价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本解释所称“货值金额”，依照前款规定的尚未销售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价值认定。

本解释所称“销售金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出售侵权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出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提供服务的，扣除该项服务中所使用产品的购进价款。通过收取服务费、会员费或者广告费等方式营利的，收取的费用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第二十九条  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处理且依法应当追诉的，定罪量刑所涉数额、数量等分别累计计算。

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有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

第三十一条  本解释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7〕6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0号）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12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后，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