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现将《解释》的制定背景、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工作。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既是实践中案件数量最大的洗钱类犯罪，也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密切关联的下游犯罪。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持续加大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打击力度，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有效震慑和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有力推进了反洗钱工作，彰显了司法机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犯罪形势的变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律适用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犯罪方法不断翻新，手段更加隐蔽，且呈现团伙化、链条化、产业化等特征；上游犯罪类型的结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由以盗窃罪为主转变为以诈骗罪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主；在惩治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犯罪中如何区分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存在分歧，等等。为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制定了本《解释》。

二、《解释》的基本特点

《解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反洗钱工作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工作的重要部署，立足司法实践，确保内容科学合理、务实有效，具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注重国际规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释》吸收和保留了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1〕8号）的相关规定，在入罪方面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既忠实履行反洗钱国际义务的要求，又符合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促推完善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

二是坚持依法惩治和宽严相济相结合。《解释》注重以严密刑事法网、完善定罪量刑标准等举措落实严厉惩治洗钱类犯罪的一贯政策导向，同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鼓励行为人配合追查上游犯罪、积极追赃挽损，争取从宽处理。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相结合。《解释》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充分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上游犯罪以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为主但又类型多样、定罪量刑标准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适当调整。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相结合。《解释》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司法解释出台后能够回应基层办案机关的迫切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坚持系统思维，注意与之前相继出台的“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的协调和衔接，在解决共性问题的立场、思路、方法上保持高度一致。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12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严密刑事法网。《解释》针对实践中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甚至隐形变异的形势，明确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指导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各种类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让犯罪分子无处遁逃。

二是严格认定“明知”。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是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依法惩治洗钱类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统筹做好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刑衔接的重要举措。《解释》规定应当从上下游关系、主观恶性、行为手段、涉案金额、犯罪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加精准打击犯罪。对数额较小但与上游犯罪关联紧密、情节恶劣、实际危害较大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可以定罪处罚；对数额较大但因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情节轻微、实际危害较小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也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四是优化加重处罚标准。《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即加重处罚标准作了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游犯罪类型，区分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和其他犯罪，分别设置了五百万元和五十万元的数额标准，规定同时满足数额标准和具备一定情节的，可以适用加重处罚幅度量刑，这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追赃挽损，弥补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五是增加从宽处罚情形。在第四条从轻处罚条款中增加一项“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专门针对行为人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但尚不构成立功的情形，鼓励行为人积极配合追赃挽损，努力挽回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争取获得从轻处罚。

下一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以《解释》的公布施行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案件的办案质效，把党中央关于反洗钱工作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更好发挥刑事司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审核：莫学昌

审批：朱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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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为推动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

一、出台背景与重要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绿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我国积极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全国碳市场作为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制度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碳市场建设处于不断发展完善阶段，面临覆盖范围有限、市场活跃度不足、监管体系待健全等诸多挑战。此意见的出台，旨在系统性解决这些问题，强化碳市场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关键举措

（一）扩大覆盖范围

按照“成熟一个、纳入一个”的原则，分阶段、有步骤地将重点高排放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制定详细的行业纳入标准和时间表，加强对新纳入行业企业的培训和指导，确保其能够顺利适应碳市场规则。

（二）丰富交易品种与方式

在现有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的基础上，逐步引入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开展碳远期、碳掉期等交易业务。同时，探索建立碳普惠机制，将个人和小微企业的低碳行为纳入碳市场，拓宽市场参与主体范围。

（三）强化数据管理

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管理制度，加强对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监管。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建立碳排放数据追溯体系，严厉打击数据造假行为。

（四）完善监管体系

加强跨部门协调配合，建立健全碳市场监管体制机制。明确监管职责分工，加强对市场交易、配额分配、数据管理等环节的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五）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规则制定和标准对接，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各国在碳市场建设、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碳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全球碳市场一体化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

（2025年5月24日）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为推动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兼顾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需要，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坚持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基本定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有计划分步骤扩大实施范围、扩展参与主体，营造更加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努力实现碳排放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

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形成减排效果明显、规则体系健全、价格水平合理的碳定价机制。

二、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一）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根据行业发展状况、降碳减污贡献、数据质量基础、碳排放特征等，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

（二）完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行业特点、低碳转型成本等，明确市场中长期碳排放配额控制目标。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及碳排放双控要求，处理好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民生保障的关系，科学设定配额总量，逐步由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到2027年，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平衡市场供需，增强市场稳定性和流动性。合理确定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清缴的比例。

（三）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统筹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有关地方试点开展的碳市场。现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要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建设运行，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鼓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在扩大覆盖范围、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创新监管手段、健康有序发展碳金融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探索经验。建立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不再新建地方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三、积极发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四）加快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科学完备的方法学体系，针对可持续发展效益显著、社会期待高、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重点领域加快方法学开发，有效服务社会自主减排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强化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审定、实施及减排量核查等全链条管理。项目业主、审定与核查机构要恪守诚信原则，严格落实承诺事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全国碳减排资源统筹管理，规范各类自愿减排交易活动。

（五）积极推动核证自愿减排量应用。倡导推动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在绿色供应链管理、开展大型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绿色低碳生活等方面，积极使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完善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规则，提高国际认可度，积极服务有关行业企业国际履约和产品碳中和。

四、着力提升碳市场活力

（六）丰富交易产品。稳慎推进金融机构探索开发与碳排放权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规范开展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活动，拓展企业碳资产管理渠道。以全国碳市场为主体建立完善碳定价机制，充分利用全国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效的价格信号。

（七）扩展交易主体。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碳质押融资业务，稳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逐步引入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参与交易。

（八）加强市场交易监管。规范重大政策信息发布，完善市场交易风险预防预警及处置程序，开展全国碳市场价格跟踪评估，推动形成合理交易价格。加强交易行为监管，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市场等行为。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约风险评估预警和管理制度，防范履约风险。加强对碳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做好金融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五、全面加强碳市场能力建设

（九）完善管理体制和支撑体系。建立健全与全国碳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有利于加强统一监督管理、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管理体系。加强全国碳市场管理能力建设。推动建设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的全国碳市场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强化服务功能，保障数据安全。

（十）加强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管理。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结合全国碳市场建设，加快修订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条件成熟后转化为国家标准。实施碳排放核算分类管理，完善基于排放因子法的核算体系，探索开展基于自动监测的碳排放核算。加强碳排放关键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管理，依法进行检定或校准，制定计量技术规范，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实施重点排放单位关键参数月度存证。

（十一）严格规范碳排放核查。完善重点行业核查技术规范，明确核查要点和要求，规范核查流程。推动审定核查机构严格遵循客观独立、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的原则，对碳排放进行全面核实查证，确保审定、核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对碳排放报告持续保持高质量的重点排放单位可结合实际简化核查。

（十二）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全过程监管。压实重点排放单位履行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质量内部管理制度。地方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碳排放数据日常监督管理，综合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提升监管水平。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

（十三）加强技术服务机构监管。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核查机构实施认证机构资质管理，明确准入条件、行为规范和退出机制。加强碳排放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建立违规机构清出机制。积极培育咨询服务、检验检测、审定核查等技术服务业，定期开展评估，促进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健康发展，打造更多国际性专业服务机构。推动技术服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十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点排放单位、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技术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根据有关要求及时公开排放、履约、交易、质押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碳市场相关数据部门共享机制。依法加强重点排放单位、技术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信用监督管理。

六、加强组织实施保障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强化对碳市场建设运行的政策支持，加强对重点排放单位的监督管理，扎实做好本地区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发放、配额清缴、数据质量管理等工作。生态环境部要加强碳市场建设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和跟踪评估，系统推进任务落地落实。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和监管指导，形成工作合力。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十六）强化政策法规支撑。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碳市场建设提供法律支撑。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相关立法研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机制，依法开展相关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加大对碳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完善裁判规则体系，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履行碳市场行政监管职责。加强全国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协同、制度衔接。制定全国碳市场注册登记和交易收费规则。完善全国碳市场资金清算机制，提高资金清算效率。降低碳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十七）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相关碳市场机制规则制定，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公正转型。加强国际磋商和对话交流。加强碳市场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技术、方法、标准、数据国际互认。多渠道宣传我国碳市场建设做法和经验。

审核：莫学昌

审批：朱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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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体制机制，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条例》，抓好宣传解读，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压实抓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牢牢牵住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强化大局意识，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持续发现问题，认真解决问题，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安排，2015年12月以来，已完成两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第三轮完成3个批次督察任务，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推动督察工作不断深入，要求研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条例总结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体制机制，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当遵循的5项原则：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宗旨意识；三是坚持服务大局，树立系统观念；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五是坚持依规依法，做到精准科学、客观公正。在督察工作中要切实把握这些重要原则，确保督察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202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25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坚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加强督察整改和成果运用，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三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政治方向；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宗旨意识；

（三）坚持服务大局，树立系统观念；

（四）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

（五）坚持依规依法，做到精准科学、客观公正。

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

第四条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等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组织开展全面督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延伸和补充，对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党委和政府、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省属企业等组织开展督察。

第五条 设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研究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二）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等有关情况；

（三）研究讨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规范、规划计划、督察报告等；

（四）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五）研究讨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办理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部，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组织实施等工作。

第八条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安排，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设组长、副组长，具体人选根据每次督察任务确定并授权，其中，组长由现职或者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正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建立组长人选库，由中央组织部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组长、副组长人选由中央组织部履行审核程序。

督察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研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组长全面负责督察组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第九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职责是：

（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督察；

（二）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督察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三）组织形成典型案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清单和案卷，起草形成督察报告；

（四）向被督察对象反馈督察意见，参与推动督察整改和成果运用；

（五）对督察组干部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

（六）办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抓好相关工作落实。

第十二条 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安排，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批准，组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第三章 督察对象和内容

第十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对象包括：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

（二）生态环境部、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

（三）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有关中央企业；

（四）党中央要求督察的其他单位。

第十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

（二）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规范、规划计划、重大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情况；

（三）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

（四）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

（五）环境污染防治、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工作情况；

（六）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七）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

（八）其他需要督察的生态环境保护事项。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是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党委和政府、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省属企业等。督察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

（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三）贯彻落实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及责任落实情况；

（四）行政区域内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

（五）人民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

（六）其他需要督察的生态环境保护事项。

第四章 工作程序和方式

第十六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采取例行督察和“回头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形式。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规划计划管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届任期内，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实现例行督察全覆盖，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开展例行督察。针对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结合例行督察，统筹推进流域督察和省域督察。视情组织对督察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紧盯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进常态化监督。

第十七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包括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等程序环节。

第十八条 在督察准备阶段，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问题线索集中摸排，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了解被督察对象有关情况以及问题线索。

第十九条 例行督察进驻期间，督察组主要采取下列方式开展工作：

（一）听取被督察对象工作汇报和有关专题汇报；

（二）与被督察对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个别谈话；

（三）受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访举报；

（四）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等资料；

（五）对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开展走访问询；

（六）召开座谈会，列席被督察对象有关会议；

（七）下沉到被督察对象有关地方、部门、单位开展明察暗访；

（八）针对问题线索开展调查取证，可以责成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九）对人民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情况开展抽查回访；

（十）针对督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可以视情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约见或者约谈；

（十一）其他必要的督察工作方式。

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等，根据工作需要采取相应工作方式开展。

第二十条 例行督察期间，对督察发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形成典型案例并按程序报批后公开发布。

第二十一条 督察进驻结束后，督察组应当形成督察报告，如实报告督察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有关重要批示件办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督察发现的重大情况以及流域督察综合情况等，可以形成专题报告。督察组对督察报告、专题报告等反映的问题，应当制作问题底稿。

督察组应当成立独立审核组，对督察报告开展独立审核。

督察报告应当以适当方式与被督察对象交换意见并按程序报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讨论后，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二条 督察报告经批准后，督察组应当及时向被督察对象反馈，指出督察发现的问题，提出督察整改意见。

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按程序报批后，向被督察对象反馈有关情况和问题。

第二十三条 在督察工作中，对涉及的政策法规及其适用等情形，根据工作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客观提出明确的、清晰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做好督察进驻期间人民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督察组交办其他问题的调查处理，并建立完善问题整改和监督保障长效机制，确保有关问题查处到位、解决到位。

第二十五条 督察的具体工作安排、边督边改情况、有关突出问题典型案例、督察报告主要内容、督察整改方案主要内容、督察整改情况主要内容、督察问责相关情况等，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对外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第五章 督察整改

第二十六条 被督察对象是督察整改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督察整改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七条 被督察对象收到督察反馈意见后，应当组织编制督察整改方案，针对督察反馈问题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整改目标、整改时限、重点措施和验收单位。

督察整改方案在规定时限内报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八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按照督察整改方案要求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对立行立改整改任务，应当倒排工期，加快推进；对长期整改任务，应当根据阶段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对历史遗留问题整改任务，应当有效防控生态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稳妥推进。

被督察对象应当对已完成的督察整改任务进行验收销号。

第二十九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按要求向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报送督察整改情况。督察整改任务全部完成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报告整改总体情况。有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情况应当抄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第三十条 督察整改工作应当建立台账，实施清单化管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机构定期调度本级督察整改工作进展，并组织日常盯办、强化抽查。

对整改不力的，视情采取通报、督导、约谈、专项督察等措施。对整改成效突出的，及时形成正面案例并进行宣传，发挥激励先进、交流工作、引领带动作用。

第六章 督察成果运用

第三十一条 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机制。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整改中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职失责情况，督察组应当形成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清单和案卷，移交被督察对象，同时按照有关权限、程序和要求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精准、有效组织开展追责问责。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追责问责工作方案作为单独部分纳入督察整改方案，追责问责情况与督察整改情况一并上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监督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开展追责问责工作，对重点责任追究问题进行督办，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对于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十二条 中央组织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督察结果和督察整改工作有关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加强督察结果在干部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第三十三条 对督察发现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移送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索赔追偿；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移送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对督察发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结合实际加强督察成果运用，对督察及整改中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职失责情况，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七章 队伍建设和纪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机制应当加强对督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谋划，结合督察工作特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强化督察支撑保障和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应用，建设与督察任务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规范管理，加大教育培训、轮岗交流力度。

第三十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以生态环境部所属区域督察机构人员为主体，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员、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相关机构人员、有关专家等根据需要参加督察，建立督察人才库和专家库。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依规依法办事，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三）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严守党和国家秘密；

（四）熟悉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具有履行督察职责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发现问题、沟通协调、文字综合等能力；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抽调人员参加督察工作，应当按照上述条件，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

对不适合从事督察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第三十七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当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要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格落实各项廉政规定。

督察进驻期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回避、保密等制度规定。督察组不得干预被督察对象正常工作，不处理被督察对象的具体问题，不得向被督察对象提出与督察工作无关的要求。

第三十八条 督察组督察进驻期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临时党支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一岗双责”，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督察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督察组及其成员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不按规定协助、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条 督察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依规依纪依法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工作要求开展督察，导致应当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发现；

（二）不如实报告督察情况，隐瞒、歪曲、捏造事实；

（三）泄露与督察工作相关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等未公开信息；

（四）工作中超越权限或者不按照规定程序开展督察工作，造成不良后果；

（五）利用督察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六）其他违反督察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自觉接受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积极配合督察工作。被督察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对该党政领导班子、相关部门（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或者其他有关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提供虚假情况，隐瞒、歪曲、捏造事实；

（二）拒绝或者故意不按照要求向督察组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三）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阻挠督察工作；

（四）拒不配合现场检查或者调查取证；

（五）组织领导督察整改不力，落实督察整改要求不到位，敷衍应对、虚假整改；

（六）对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进行威胁、打击、报复、陷害；

（七）平时不作为而采取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等“一刀切”方式应对督察；

（八）其他干扰督察工作的情形。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地市级及以下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依规依法加强对下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6月6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同时废止。

审核：莫学昌

审批：朱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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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连接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大动脉，更是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国家战略，而长江流域执法司法工作的协同开展，对于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这为长江流域的执法司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长江流域执法司法工作协同典型案例》，无疑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和实践指引。这些典型案例，是对长江保护法的生动诠释和深入践行，涵盖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盗伐林木、生态破坏等多个与长江流域生态紧密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发布，旨在进一步落实长江保护法规定的系统治理原则，加强长江流域司法保障建设，指导长江流域法院更好地履行职责。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不仅能看到司法机关在维护长江生态环境中的坚定决心和积极作为，还能从法律层面剖析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认定和处理依据，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参考，也为社会公众树立起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法治标杆。接下来，让我们深入这些典型案例，探寻其中的裁判要旨与法律智慧。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寄予厚望，提出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沿江省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增强区域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稳步推进生态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机制、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

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以有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的系统治理原则和“加强长江流域司法保障建设”要求，指导长江流域法院更好履职尽责，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现发布长江流域执法司法工作协同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丁某平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加强生态环境修复跨部门协作，共同维护长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案例二、陈某森盗伐林木案——借力行政机关专业技术能力，丰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查明方法

案例三、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彝良瑞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与行政机关加强生态修复协作、联合普法宣传，共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案例四、秦某勇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跨行政区划、跨部门执行实施生态环境司法修复

案例一、丁某平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加强生态环境修复跨部门协作，共同维护长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基本案情】

2024年5月28日，丁某平、肖某伟、刘某波相约在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丁家沱水域，使用三层刺网捕鱼。三人协作将2副渔网安置在长江中，期间丁某平中途返家，肖某伟、刘某波于次日凌晨收网离开时被公安民警抓获。丁某平事后被抓获。现场查获并扣押捕鱼工具三层刺网2副、渔获物9尾，其中包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1尾，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原鲤2尾。长江鲟经在水生生物救护中心及时救治后于2024年6月3日放生。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就三被告人的行为提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肖某伟、刘某波、丁某平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长江鲟、岩原鲤，价值2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综合三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及认罪、悔罪态度等，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至5000元不等；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及渔获物，予以没收；责令丁某平、肖某伟、刘某波在本辖区长江干流保护区内搭建人工鱼巢约1961平方米（实际搭建面积在人工鱼巢材料和维护等相关费用保持31386元情况下，根据市场价格予以确定）。一审判决生效后，审理法院在重庆市渔保处等行政机关协助下出台《长江流域建设人工鱼巢执行实施指引（试行）》，并确定人工鱼巢的搭建位置及时间等具体实施细节，目前已完成人工鱼巢的执行实施、验收、回访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加强生态修复协作，协力维护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案例。长江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的犯罪行为，强化栖息地保护修复，对推动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严厉打击危害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的犯罪行为，维护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秩序。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生态修复方式，深化生态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推动形成“法院执行、行政配合、第三方实施、专家评审验收、执行回访”的体系化执行措施，在行政机关的统筹安排下采用搭建人工鱼巢等方式修复生态，促进珍稀特有鱼类增殖、发展和保护。

案例二、陈某森盗伐林木案——借力行政机关专业技术能力，丰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查明方法

【基本案情】

某国有林场在某村实施森林抚育择间伐项目。2023年2月底，陈某森受让伐区木材销售权后，为木材运输便利，在未办理采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雇请工人在其受让的伐区外开路，砍伐道路沿途及周边的松树、杂木并造材至案发。经鉴定，陈某森盗伐某国有林场所有的林木立木蓄积量为21.2861立方米。一审期间，陈某森自愿通过“补种复绿”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与林业站签订森林生态修复协议，并缴存履约保证金。二审期间，陈某森又自愿进一步赔偿森林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将赔偿款专项用于福建碳中和林项目。

【裁判结果】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陈某森违反国家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雇请他人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砍伐林木，数量较大，造成林木资源破坏，已构成盗伐林木罪。在陈某森自愿承诺赔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期间损失后，二审法院出具通知书告知龙岩市林业局，由龙岩市林业局委托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涉案被砍伐林木进行功能损失评定，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林业局联合出台的《福建司法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价值量核算方法》核算服务功能损失价值，实现了对受损森林植被及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整修复。考虑到陈某森认罪悔罪，积极修复受损生态环境，遂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践行恢复性司法，借力行政机关专业技术能力，丰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查明方法，探索在刑事案件中一并解决生态损害修复赔偿的典型案例。森林是重要的水库、粮库、碳库和基因物种库，蕴含着巨大的生态产品价值。一方面，人民法院将恢复性司法贯穿于审判全过程，与林业部门密切协作创新适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司法赔偿机制及价值核算方法，引导被告人在修复受损森林植被的基础上，自愿赔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期间损失，认购碳中和林项目，确保受损生态系统得到及时、全面修复。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同时，高效解决了森林生态系统损害的修复问题，避免了当事人诉累，提高司法审判质效。

案例三、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彝良瑞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与行政机关加强生态修复协作、联合普法宣传，共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云南彝良瑞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某公司）应某项目部要求，未经批准于2022年7月21日3时至6时30分开闸放水，将柳溪电站库区内的150万立方米水和库底淤泥，全部排放至柳溪电站大坝下游的白水江天然河道内，使河道内水中溶解氧急剧下降、浊度迅速上升，导致4万余尾鱼类因河水混浊及缺氧死亡。检察机关就此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瑞某公司赔偿因其擅自开闸放水所致鱼类资源损失。审理过程中，瑞某公司申请就本案生态环境损害所需修复费用进行鉴定。经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案涉生态环境损害所需修复费用为204万元，修复期间功能损失费用为64万元。

【裁判结果】

云南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泄水事故的发生，不仅导致大量鱼类死亡，更对该水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面对此类系统性损害，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尤为迫切。针对生态修复费用专家评估意见和鉴定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法院通过“专家论证+补充鉴定+科研咨询”的方式反复论证，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瑞某公司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268万元。修复费用到位后，审理法院及时会同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协商修复费用的管理和使用、修复方案的科学确定和合理实施等问题。后法院与相关部门确定放流适合当地水域生态的大鲵、金沙鲈鱼、云南光唇鱼、昆明裂腹鱼等八个鱼种，共20万尾鱼苗，并在受损地开展了由法院、行政主管部门、环保志愿者、当地村民等共同参与的“白水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修复”增殖放流活动。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加强生态修复协作、联合普法宣传的典型案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需要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多方努力、协作完成，共同维护修复效果，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本案中，人民法院做实恢复性司法和跨部门协同，及时跟踪、督促行为人履行生态修复费用缴纳义务，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等单位联合协商，科学确定生态修复方案，组织开展公众共同参与的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活动，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促使受损生态环境功能及时恢复。

案例四、秦某勇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跨行政区划、跨部门执行实施生态环境司法修复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秦某勇与胡某平为牟取经济利益，共谋非法捕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圆口铜鱼。胡某平伙同胡某明等人前往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金沙江流域实施非法捕捞作业，使用冲锋舟、流刺网等作案工具，累计捕获野生圆口铜鱼399尾共291.7斤。后通过冷链运输至四川省攀枝花市，由秦某勇收购并转运至重庆市销售。经鉴定，胡某平等人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水生生物资源损害价值共计69万余元。检察机关在对秦某勇等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刑事公诉的同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秦某勇、胡某平、胡某明等人事前通谋，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非法捕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同时，对于造成水生生物资源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秦某勇等人与检察机关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秦某勇等人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用69万余元及鉴定费用，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25年3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与生态受损地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签署《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执行委托协议》，约定将执行到位的生态修复费用委托后者实施修复工作。两地法院联合科研机构、检察院、农业农村委等单位，就首笔执行到位的11万元修复费用，制定了“原地同功能”增殖放流替代性修复方案，并按方案共同向金沙江放流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沙鲈鲤、细鳞裂腹鱼苗3万尾。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委托协同执行生态环境司法修复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经济利益，到远离长江干流的河流中非法捕捞野生鱼类，并跨行政区划销售以逃避监管。本案中，秦某勇等人跨渝川滇三地非法捕捞、运输、销售金沙江珍稀鱼类，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害。人民法院在依法全面追究刑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同时，考虑到受损地生态脆弱，应当及时修复的实际情况，依法委托受损地法院执行实施生态修复，并与农业农村委等部门联合开展生态修复执行工作，为推动长江流域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协同治理提供了有益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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